在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上，前6次参加冬奥会都没有获得金牌的中国冬季运动体育代表团，正面临金牌必须“零”的突破的历史要求。从1997年起在国际赛场几无败绩的杨扬被寄予厚望，但在万众瞩目的冬奥赛场上，志在必得的强项1500米，杨扬失利了，她蓦然被拽进对结果的恐惧中，但比赛还得继续。

44秒187，杨扬在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决赛中，实现了中国代表团在冬奥会上金牌零的突破。“各种各样的机会都来了。”作为当时唯一的冬奥冠军，她面前堆叠了空前多的选项，“基本早上6点睁开眼睛，就有人过来敲门。”她却笃定地选择钻进象牙塔，2002年2月夺冠，当年3月就提交清华大学入学申请，“这不是大胆的决定，而是梦想”。

笃定源于“危机感”。尽管59个世界冠军让杨扬成为获世界冠军最多的中国运动员，但她自认为“没有一蹬腿儿别人就追不上的实力”。当危机感延伸到赛场下，她会问自己：“终有一天要退役，我该怎么重新选择生活？”为此，她学英语、主动了解转型信息，同时作好读书的准备。

一纸录取通知书，杨扬等了5个月，清华大学要考察她“能否成为一个可以当学生的奥运冠军”。她抵挡住了纷至沓来的“机会”，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大学。

2006年，31岁的杨扬退役，机会再次以“铁饭碗”的形式出现。对在传统集训队中成长的运动员而言，“体制内”安稳的工作是值得稀罕的“安全牌”，但她选择了另一条“没什么人走过的路”。国际体育组织中缺乏中国面孔，她主动参与力争“话语权”；体育产业新芽初萌，她率先在南方开设冰场创业；体会过退役阵痛，她创办“冠军基金”，为运动员提供自我认知和就业转型培训，“希望在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完成转型”。

杨扬重新认识体育和自身可能性，源于一次尴尬经历。1999年，她首次参加国际滑联运动员委员会会议，陌生的语言和各国委员快节奏的交锋让她无所适从，茶歇时，她通过翻译问会议主席：“我该做什么？”主席回答：“这该由你来告诉我，这是你的体育项目。”杨扬才意识到，她可以且应该为所在群体作出争取，营造更加公平、安全的竞赛和训练环境。

国际体育组织的工作让杨扬“跑步成长”，“有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干，硬着头皮上，在不确定周遭环境的时候，相信你所相信的东西非常关键”。退役后，她得到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提名，成为国际奥委会妇女与体育工作委员会委员；2010年，她成为中国首位以运动员身份当选的国际奥委会委员。